中国理念：直面发展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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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刘琳
新发展理念是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出的战略指引，是政策框架设计的思想与灵魂。
2017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6.9%，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4.1%，新增城镇就业735万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交出的最新答卷。在全球经济复杂困难背景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始终保持中高速增长，成为仍在痛苦平复金融危机的全球经济的坚强引擎。
这一经济成绩单背后，一方面是世界经济仍未走出金融危机泥潭，缺乏增长动力，大分化和不确定性更加突出；另一方面是中国经济进入增速换挡回落、经济结构优化、发展动力转换的“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
如何解释中国在重重困难之中的发展成就？
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等学者建立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在过去很多年都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的“教科书”，二战以后在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得以推行。然而，经过多年试验，这一来自西方的发展经济学不免面临尴尬境地：众多用了这种理论的发展中国家几十年来仍未改变贫困面貌。
反观中国，没有照搬西方标准模型，而是经过改革开放和自我道路的坚持与探索，一跃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为“世界工厂”，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发展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
“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日益复杂，以人的假设、完全竞争和信息完全对称为前提条件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在解释‘中国现象’时出现了集体失语。”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章政这样评价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改革实践的明显反差。
“西方理论不能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中国可以提出一套适合中国特点的经济发展理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界银行原副行长林毅夫一直持有这样的观点。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改革实践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的强烈需求，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观，这五大发展理念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的“四梁八柱”，引领中国经济爬坡过坎、行稳致远、破浪前行。
指挥棒和红绿灯
2016年1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调研时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凝聚着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入思考，体现了“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
2016年1月29日，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理念就是指挥棒、红绿灯。全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新发展理念上来，努力提高统筹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能力和水平，对不适应、不适合甚至违背新发展理念的认识要立即调整，对不适应、不适合甚至违背新发展理念的行为要坚决纠正，对不适应、不适合甚至违背新发展理念的做法要彻底摒弃。
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看来，新发展理念是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出的战略指引，是政策框架设计的思想与灵魂。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分析说，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发展难题：改革步入深水区、经济增长新旧动能交替、宏观调控稳增长与防风险任务并重、环境保护形势严峻、区域发展不尽平衡、民生答卷任务艰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需要更高智慧，等等。这些问题复杂胶着，如何看、怎么办，考验着我们的勇气和智慧。
他强调，“十八大以来的五年经济发展，就是不断攻坚克难的过程。五大发展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使破解发展难题更具针对性、指导性、可操作性。”
改革创新是发动机
如何有效应对未来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挑战，离不开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全面深化改革的持续推进。
西方经济学的框架下，无论是认为需求创造供给的凯恩斯学派，还是笃信供给创造需求的供给学派，都曾多次出现政策失灵、改革失效，尤其是美国次贷危机和由此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风暴，给多国经济带来重大创伤，至今尚未痊愈。
中国需要一套适用自身实际、体现自身特色的改革理论与改革体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王军认为，目前“全面深化改革”与“经济新常态”交织，如何在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发展中推进改革，并让高质量的改革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是一道全新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围绕这一目标启动了60条、300多项改革举措。
“这些改革每一项都是针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传统问题、体制问题，都体现了五大发展理念的精神。”马晓河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
以去产能为例，过剩产能严重影响我国产业创新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也是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其退出之难，是经济改革中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在中央的统一部署和督导下，全国各地多措并举，注重将落后产能、僵尸企业以及环保、能耗、质量、安全等方面不达标的产能作为退出重点，管住新增产能。到2017年6月底，我国钢铁去产能已完成全年目标，依法取缔“地条钢”基本完成。截至7月末，煤炭去产能1.28亿吨，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5%，
去落后产能的同时，改革正在催生创新。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17年刊文称：任何认定中国在科技领域只会追赶西方的人，应该到上海的地铁里看一看。在飞快奔驰的地下车厢里，乘客们可以订购商品、给朋友发信息、转账、预订度假行程和办理保险。中国的数字支付市场目前规模约是美国的50倍，有7亿网民的中国发展出了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移动生态系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相互交织、相互支撑，改革只在一个环节或几个环节搞是不够的，必须全面部署，并坚定不移推进。正由于此，《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等重要文件先后出台，科技计划和项目资金管理改革、科研设施仪器开放、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院士制度改革、中关村试点政策推广、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一系列改革，实招带来实效。
英国《金融时报》提及的移动生态系统，只是我国创新成果的一角。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升空，C919大型客机首飞成功，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顺利运行，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建成使用，使用中国自主研发芯片的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多次刷新世界纪录……一系列创新成果，彰显中国的创新活力。
政策供给更为精准
经济增速换挡，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一个特征。如何在风云诡谲的世界经济潮流中保证经济平稳换挡，在推进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保证经济有质量的持续增长，在防范各项风险的同时保证经济不失活力？“可以说，这对宏观调控的平衡性、艺术性，提出了更大挑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苏剑表示。
挑战虽大，办法更多。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说，十八大以来，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我国不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大大增强了宏观调控的前瞻性、科学性、有效性，集中体现为六大新思路：
一是提出区间调控的新思路；二是提出采用微刺激政策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新思路；三是提出更加注重定向调控的新思路；四是提出加强预期引导的新思路；五是提出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为主的新思路；六是提出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相结合的新思路。
正是经过这样的努力，中国经济成功保持稳中向好。2013年至2016年，“综合起来看，7.2%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2%的通胀率、5%左右的调查失业率，这样的运行格局难能可贵，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在世界范围内一枝独秀。”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除宏观调控的精准之外，经济政策的运筹展现出了更高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
以区域发展为例，十八大以来，我国区域发展优化重塑，“三大战略”进展顺利：“一带一路”建设积极进展，区域开放开发步伐加快；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序推进，“千年大计”雄安新区启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取得成效，生态环保和经济辐射力增强。同时，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四大板块”统筹推进。
开放格局层次升级
在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兴茂看来，近几年我国开放格局正面临双重挑战。
一方面，原有国内外经济联动发展模式难以持续。由于世界经济总体处于低位徘徊之中，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趋紧，如世界贸易持续低迷、企业海外投资环境不容乐观、汇率风险依然较大等。
另一方面，旧有的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定，偏向于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给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带来困难。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人民币国际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因此，我国需要寻求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发挥中国的影响力，促进国际经济秩序良性发展，推动我国高层次开放型经济不断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实施了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既强调“引进来”，也注重“走出去”，表现为更高水平的双向开放。
经过过去五年的发展，我国自贸试验区总数达到11个，上海浦东新区、广东东莞市等12个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地区也得以确立，形成了全方位制度创新的开放格局。
同时，外资“引进来”体现出更大的包容性：外资领域积极推进“放管服”改革。如2017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新版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在此前基础上，再次减少了27项限制性措施。
“一带一路”倡议则是中国开放格局升级的一大重要体现。据2017年4月商务部公布的数据，中国企业在境外建立了77个经贸合作区，其中56个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投资超过185.5亿美元。
“一带一路”的意义则远不止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它还为各国搭建了一个共商、共建、共享的大合作局面，开辟出共同发展的大空间，为逆全球化暗流涌动的当今世界，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表示。
更高层次的开放格局正在全方位形成。人民币纳入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投入运转、设立金砖银行和丝路基金、亚太经合组织（APEC）北京峰会、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杭州峰会、厦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等等，都是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全球化迈出的坚实步伐。
发展为了人民
西方发展经济学一直将消除贫困作为自身的研究目标。面对贫困这一全球性难题，中国更是用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创造出全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从曾经的世界最大贫困国，到如今迈向世界最大小康之国，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非比寻常的世界意义。”胡鞍钢说。
精准扶贫是新阶段扶贫改革最鲜明、最重要的特征。2013年11月3日至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湖南考察，第一站便是湖南贫困程度最深、扶贫任务最重的湘西，并在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新理念。
近四年来，湘西扶贫在“精准”上下足功夫。实施产业、教育、乡村旅游、转移就业等十项脱贫工程，推动扶贫资源由“普惠分配”向“靶向配置”转变，扶贫路径由“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扶贫模式由偏重“输血”向“造血”转变，扶贫成效由注重“人均”向强调“人人”转变。2014至2016年，湘西累计减少贫困人口35.0445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16.14%，进入了减少贫困人口最多、农村面貌变化最大、贫困群众增收最快的历史时期。
十八洞村只是一个缩影，这样的变化在我国各贫困地区都在发生。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至2016年，我国贫困人口平均每年减少1391万人，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走向全面小康的道路上，协调与共享的主题词并不局限于农村扶贫。对1千多万城镇低保人口、1亿多65岁以上的老年人、2亿多进城务工农民、数百万城镇登记失业人员等等，在中央部署下，以就业、医疗、养老、低保等织就的保障网，守住了民生底线，让各类群体都有了明显的获得感。
总监制：罗海岩、吴亮
监制：程瑛
责任编辑：王婷、杨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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